【元史研究】刘整若干史实探讨 ——宋元之际降

作者: 人文  发布:2018-12-28

  宋元之际出现了众多叛宋降元的将领,蜀中名将刘整是其中一员。刘整入元以后,战功卓著,在攻克襄樊之战及淮西等战场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加速了灭宋进程。刘整在仕元生涯中,与蒙古将领矛盾重重,其立功心切的愿望与不如意的仕元境遇相冲突,最终导致其在宋元战争最后关头功未成而身先死。对于刘整个案的考察,有助于认识宋元之际降将的境遇问题。

  [作者简介]翟禹,男,满族,现为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宋元之际是中国历史大变动时期,元朝发兵大举南下灭宋并将迎来一个空前的大一统时代。在这个剧变的时代,作为最后一个即将被蒙古军队征服的南宋政权,有大批南宋士人和将领投附元朝。南宋的中朝大夫、封疆大吏“降走恐后”甚至为敌前驱成为南宋之所以最终为元朝所灭的重要原因。[①]有关宋元之际的遗民与贰臣问题,学界多有探讨,其中尤以萧启庆、陈得芝等先生的研究较为深入。[②]萧启庆先生根据宋元之际的江南士人对当时世变所作的反映,将其分为三类,即“忠义”,系指抵抗元军而致杀身的烈士;“遗民”,乃指忠于故国、不仕异代的节士;“贰臣”,则指背弃宗邦、改仕新朝的现实主义者。[③]

  本文要讨论的降将属于贰臣行列。由宋仕元的降将中,比较有名的当属刘整、吕文焕和夏贵等人。刘整原为南宋四川泸州守将,中统二年(1261)六月以泸州十五郡、户三十万投降蒙古,此事震动了南宋朝野,对于宋蒙在四川地区的战争局势影响巨大。刘整归附以后屡立战功,积极主张讨伐南宋。至元五年(1268),刘整与阿朮率军围攻襄阳。攻克襄樊之后,刘整被任命为淮西行枢密院事,后在至元十二年(1275)奉命攻打无为军(今安徽省无为县),闻听伯颜大军渡江,占领鄂州,刘整“愤惋而卒”。刘整是由宋入元降将中的佼佼者,入元以后在川蜀、襄樊和淮西等战场上都曾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但由于降将身份,入元后屡不得志,最终导致其功未成而身先死,笔者曾撰文对刘整病卒时间及原因进行考证。[④]本文拟对刘整入元以后的境遇及若干史实作一探讨。

  笔者在考证刘整病卒时间及原因之时,已对刘整降元以后的部分事迹,如与蒙古将领的矛盾等方面作了分析,此处从刘整的个人抱负和作为降将身份立功心切的角度再予以讨论。刘整降元以后立功心切,在历次作战中积极表现、勇猛异常,宋军听闻刘整名号往往望风而逃。刘整不贪财利,善于抚慰将士。镇守泸州之际,“俞兴攻泸州,整出宝器分士卒,激使战,战数十合,败之。”[⑤]赢得战争以后,刘整“复遣使以宋所赐金字牙符及佩印入献,请教屯兵、厚储积为图宋计”[⑥],他不遗余力的将灭宋作为自己的进取目标。至元三年(1266)六月,元朝升刘整为昭武大将军,并任南京路宣抚使。[⑦]

  刘整最初仕金朝,后叛金入宋,投到荆湖制置使赵方的麾下。[⑧]赵方“临卒,谓其子葵曰:‘刘整才气,非汝曹所能驭,宜杀之,勿留为后日患。’葵心未然之”。[⑨]这条材料不见于《元史》,传文的前后内容与《元史》大体一致,《蒙兀儿史记》只多此一条,《新元史》刘整传记中亦有此记载。[⑩]如所载为实,除荆湖制置使赵方(或孟珙)嫉贤妒能之心以外,这透漏给我们两点信息,一是刘整的确是军中良将,才气过人,非常人可比,以致多遭人嫉妒。二是刘整在叛金入宋之时,就不见容于宋军将领,或许他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又或许他作为降将身份遭人鄙弃。但不论如何,这使得他在叛宋降元以后,仍然顶着降将身份,只能更加兢兢业业、小心翼翼,努力建功立业,以求得统治者的信任。

  至元十年(1273)“六月辛卯,以刘整、阿里海牙不相能,分军为二各统之。”[11]此事亦见于《蒙兀儿史记》:“四月,朝议罢河南等路行中书省,改置行枢密院二,以整与阿里海牙不相能,故分汉军为二,各统其一。命阿里海牙与伯颜、史天泽、阿朮、忙兀台等行荆湖等路枢密院事于襄阳,整与阿塔海、塔出、董文炳等行淮西等路枢密院事于正阳。”[12]由于阿里海牙与刘整不和,因此不得不分置二行枢密院,这才设立了荆湖、淮西二行院。

  刘整在金宋交恶时入宋,其时已近金朝末期,具体时间不详。刘整卒于至元十二年(1275)正月的某一天[13],享年六十三岁,向上推算刘整当生于1213年。金朝亡于1234年,在金亡之前刘整早已入宋,那么据此可以推算,在刘整的一生中,以“降将”的身份生活了至少四十年以上,在这期间多次遭受他人嫉妒、陷害,甚至有被杀的危险,可以想见他的心理状态是何等的谨小慎微,对于建功立业的心情是何等的迫切!但在最后争夺灭宋首功上,又遭阻止而功亏一篑。无奈之下他只得遵照旨意出淮南进攻无为军,但偏偏又久攻不克,加之此时更闻听吕文焕“舟师东下,所至迎降”[14],他认为自己是“耻首谋而功不逮”,意即这个最后进攻南宋剩余国土的谋划是他提出来的,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又没有自己的功劳,残酷的现实终于击垮了他最后的信心,于是终乃愤惋而卒。

  从中我们能够看到刘整立功心切,而且推测他最终的理想目标就是希望亲自率军渡江东进,横扫江淮南部,最终攻进临安,但最终还是由于蒙古统治者的不信任,导致无法成就功名。他最后的表达“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一语似乎传达了两个信息,一是他对于自身才气过人这一点非常清楚,也很自负,认为自己是有大才的,是“善作者”;二是据“果然”二字,推测他似乎早已预见到了自己的命运,但始终不相信,认为通过努力能够改变一切,但最后还是没有逃脱“不必善成”的命运。

  关于刘整的后代,文献记载着墨不多。《元史•刘整传》记载:“子垣,尝从父战败昝万寿于通泉;埏,管军万户;均,榷茶提举;垓,都元帅。孙九人,克仁,知房州。”[15]关于其子刘垓,现留存有神道碑一通,即《大元故奉国上将军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刘公神道碑铭》,系元代中期著名文人虞集应承务郎常州路同知无锡州事刘威的邀请,为其父刘垓撰写,碑铭现藏上海博物馆。有关此碑铭的研究,参见王茂华、刘冬青《虞集刘垓神道碑考析》(《河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碑文开头部分简述了刘整的事迹,大体与文献记载一致,但在述及其去世时间和地点时写道:“及丞相忠武王以重兵渡江取宋,武敏师次襄阳以卒。”[16]刘整死于攻打无为军时并非襄阳,这一点已无疑义,按理说虞集为刘垓撰写碑文时并非不知,此处似应是刻意隐瞒。在刘整后人看来,一个叛宋入元的降将因功未成、愤惋而卒,应该是一件不太易于言说的事,是刘整家族的一块“心病”,而刘垓入元已久,自亦更加深知这一点。身为汉人文士的撰者虞集在碑铭最后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集尝待罪太史,见武敏世家,未尝不叹其谋略奇壮。……两世爵禄虽未足当其功多,然闻尝赐之玺,书曰:‘其子子孙孙永保富贵。’国家之报功其在兹乎?”可见他是对刘整家族持同情态度的,否则也不会为其撰写碑文,同时他认为刘整家族两代人所得爵禄与其功劳是不相配的,但不管怎么样,朝廷毕竟承认了他们,不过这也许是时人所处特定社会环境之下的溢美之词。从这一点看,虞集似乎与姚燧、廉希宪等人持不同的价值观。遍检虞集各不同版本的文集,《道园学古录》、《道园遗稿》等均未收录这通碑文,或因偶然之失?还是因为刘整的降将身份而不敢收录?这有待进一步考证。

  清代翁方纲考证了虞集撰写碑文的时间:“是碑撰于至治二年(1322)。按,文靖(指虞集)于延祐六年除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是年丁父忧,至治元年免丧,二年石还史馆,是碑不具撰书月日,盖在是年召还史馆时也”[17],而虞集在碑文末尾称“集尝待罪太史,见武敏世家,未尝不叹其谋略奇壮”,可知他是在担任国史院编修官时了解到刘整事迹,那么他对于刘整家族的同情,是否与其个人经历背景有关,尚待进一步考察。因为我们不能排除元代文人在为他人撰写神道碑铭时,存在着曲笔与阿谀的现象。[18]但从现有材料,我们还看不到这通碑铭记载的其他佐证,或许仍有待于进一步考察,尤其是有关虞集其人在当时与刘整家族的关系以及其本人撰写碑铭的背景。

  第一,至元二十三年(1286),刘垓“入朝,以子乃麻台见,天子宠赉有加。……夫人彭氏,先卒。后夫人蒙古氏,亦先卒。生子二人。长乃麻台,武德将军、平阳万户,先卒。孙敏国不华,袭其职。”刘整家族本为汉人,刘垓后娶蒙古夫人,其子、孙均取了蒙古名,可见已经开始蒙古化,或许因为与蒙古通婚、改用蒙古名字能够摆脱降将出身,以求得更好的社会地位和仕进之途。[19]

  第二,至元二十三年刘垓入朝觐见之时,忽必烈下诏说:“‘伯颜奏功,宋将来归者皆重任,独刘整后。’命元帅(按,刘垓)数其人,即奏曰:‘先臣在襄阳,以吕安抚来归,今为右丞。在泸州,以管安抚来归,今为左丞。臣在西川,以昝安抚来归,亦为左丞。’上即诏以左丞命元帅,为参政土鲁华所格而止。元帅乃言曰:‘江南既平,臣不敢自言先臣功,唯上念之。’上曰:‘朕未尝忘尔父也。’会大臣多以为言者,即拜镇国上将军,陕西、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

  刘垓入朝觐见忽必烈,并历数降元宋将均被委以重任的情况,吕文焕降元后为右丞,管如德、昝万寿(昝顺)均为左丞。这实际上是在依靠其父亲刘整的声名向朝廷要官,他所提及之人最后不是“左丞”就是“右丞”,于是忽必烈任其为“左丞”,但却遭到廷臣阻止。于是刘垓继续请求,并口口声声说“不敢自言先臣功”,但最后忽必烈还是以“未尝忘尔父”为刘垓加官进爵。由此可知,刘整的降将身份给后人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甚至在其去世十多年、其子也立下多次战功以后,接受升迁、赏赐仍然遭到朝臣的阻止。

  第三,刘垓于皇庆二年五月十一日(1313年6月5日)去世,享年六十四岁,碑铭载“宪司官来哭之,问其帑,才中统钞四百卅五贯。观其封识,月奉之余也。广州有祠祠廉吏,即奉元帅祠焉,而归丧于穰。”通过这件事可见,刘垓其人颇有其父兢兢业业、谨小慎微之特点,同时也反映了刘整家族在仕元生涯中的不易和艰辛,而这一切应该均和其降将身份有着密切关系。

  王茂华先生按照历史发展进程,将宋元战争中的降将分为窝阔台时期、蒙哥汗时期和忽必烈时期三个阶段,认为窝阔台时期主要是原金国降将,蒙哥汗时期主要是驻守四川的将领,忽必烈时期主要是南宋降将且数量和级别都是空前的,最为典型的就是刘整与吕氏集团。[20]实际上更一步看,刘整由于原本为金国将领,后降宋,再降元,且还是在为宋守四川时入元,因此他兼具了宋元战争降将的所有特征。

  王曾瑜先生对刘整作了很高的评价:“宋元后期战争的关键决策人物不是伯颜,而正是降将刘整。刘整使元朝完成了重大的战略转变。第一,将主攻方向由四川转移到襄阳和樊城,并且避免强攻,实行长围久困;第二,编练了强大的水军。这两项转变产生了成效。元灭南宋的五次重大战役,即破襄樊之战、破夏贵大军的阳逻堡之战,破贾似道大军的丁家洲之战,破张世杰海军的焦山之战,最后亡宋的厓山之战,或是水陆协同作战,或是单纯的水战。”[21]王先生主要是从军事角度来看待刘整的作用,因此难免有拔高之嫌,但也能够由此说明刘整在仕元之后的重要作用这一点不应忽略。

  屠寄《蒙兀儿史记》对刘整“愤惋而卒”一事在其传记末尾还有评价:“大军之南下也,本议以整与吕文焕并为向导,临时整不得行,而文焕与入鄂之功,整故云然。”[22]此处所称“本议”,究竟是谁有此议,目前还不得而知。吕文焕与刘整同为叛宋仕元的降将,但在此处的结局却如此不同。刘整仕元时间远远早于吕文焕,且战功卓著,但在灭宋历程的最后关头中,吕文焕发挥的作用却远远超过了刘整,这仅仅是个案还是有章可循,需要再进一步搜集史料进行讨论。

  对比刘整的“泸南之变”[23]和吕文焕的襄樊之战降元,就元灭宋的大势来说,似乎后者在战争后期取得了更为关键的一步,但刘整当时在四川的叛宋降元,其所引起的连锁反应也是不容低估的。从两位降将的仕元生涯来看,刘整所起作用显示的是长时段特征,在灭宋最后关头之前的十几年,刘整可以说是东征西讨,立下战功无数,至元五年的南征襄樊之议也是刘整直接促成。[24]而吕文焕所发挥的作用却是短时段的,甚至在一瞬间就迅速使战局发生转折性突破[25],并在后来的灭宋过程中充当向导,发挥了巨大作用。忽必烈因吕文焕的投降,坚定了最后灭亡南宋的决心:至元十年,“宋将吕文焕以襄阳内附,赫然有扫清六合、混一车书之意”。[26]但纵观宋元战争的全局,刘整在至元五年上言忽必烈,促使其下定最后的攻宋决心,并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战略规划来看,其发挥的作用决不在吕文焕之下。[27]

  明人柯维骐《宋史新编》卷一百八十八和一百八十九为《叛臣列传》两卷,所载计二十二人,其中便有刘整,与其同列较为著名的有张邦昌、刘豫、李全、吕文焕家族(吕文福、吕师夔)、程鹏飞、陈奕、陈严、夏贵、范文虎、留梦炎。[28]尤其吕文焕等几位与刘整同时代的降将,均被明人视为叛臣,由此可见他们在那个时代的命运。柯维骐对刘整评价道:“整乘蒙古方张之势,而效其知能以图富贵,宋之亡皆整为之忍矣哉!”[29]可见,后人对刘整的评价是比较贬低的。

  民国史家柯劭忞撰《新元史》卷一百七十七虽未明言“叛臣”或“降将”列传,从其中收录之人看仍属此范畴,而刘整自然难逃其列。[30]但因柯劭忞并未像柯维骐将此列传称之为“叛臣”,或许其对宋元易代、“异族入侵”等观念的坚持与柯维骐有所不同。相比这二位柯氏史家,屠寄的《蒙兀儿史记》便与其截然不同。屠氏之书的编排特点,或按照历史事件将同件事相关人物列为一传,或按照诸人物原本的关系列为一传,并且基本打乱《元史》按照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等的族群顺序。屠寄将刘整及子刘垓、其部将沙全置于一传,并与杨大渊、杨文安列为一卷(卷八十二),前卷(卷八十一)为唐兀人高智耀、斡朵儿赤,后卷(卷八十三)为汉人文士刘秉忠、张文谦、窦默和姚枢等。[31]从屠氏的安排上,我们基本看不到叛臣、汉人世侯、儒士和其他族群人物的区别,这大概体现了屠寄的一种历史观和史学编纂观。

  对于刘整个案的考察,有助于认识宋元之际降将的境遇问题。降将是元朝政治序列中南人中的一个群体,这又引出了一个元代前期政治中南人的地位和待遇问题。1276年元军进占临安、1279年南宋最后一个小皇帝投海自尽,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中国历史自五代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正式结束,但这长达三百余年分治局面造成的南北文化的界限却并未随着政治的统一而迅速消弭。在宋元之际主要表现在以金统治区人民为主的“汉人”(也包括渤海、高丽、契丹与女真等)和以南宋人为主的“南人”之间的界限。而刘整作为一个由金入宋再入元并且在当时南北争战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可以说是终生面对着南北文化差异这一现实,原本为金人却由金入宋,在宋看来他是北人;继而由宋入元,在元看来他是南人。衣川强先生通过分析当时宋元关系的背景和形势认为,他的降元是不可避免的。除此以外,由于刘整自身原本就具备“北人”的身份特征,因此他的由宋入元之举很可能代表着某种类似由宋返金式的“回归”,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我们也不宜把南北文化界限和南北人之间的差异看的过于严重,刘迎胜师曾以耶律楚材、陈时可与东坡铁杖为题撰文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元初在大一统的过程中,长达三百余年的分裂局面从政治上结束以后,作为主流文化的南北界限逐渐消失了,南人和北人实际上存在着共同的文化价值观,那种南北文化隔阂界限总体是呈逐渐消失状态的。[32]既如此,我们该如何去认识和把握元初政治中南人的地位待遇问题就变得极为重要了,而且这种考察也能够对在元朝实现大一统进程中的民族关系问题有所启示。作为降将的刘整个案研究,希望能够对此问题有所推进,对与刘整相关或类似降将群体的考察应是下一步开展的工作。

  [①]陈得芝《元代江南之地主阶级》,见氏著《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5页。

  [②]萧启庆《宋元之际的遗民与贰臣》收入氏著《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4-157页;陈得芝《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从“遗民诗”看元初江南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元代江南之地主阶级》,均收入氏著《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④]翟禹《刘整病卒时间及原因探讨——宋元之际降将研究之一》,《内蒙古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此外,专文讨论仅见日本学者衣川强《刘整的叛乱》(收入《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宋元明清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其文重点考察了刘整叛宋降元的过程,指出在当时的形势下,刘整的叛乱是不可避免的,但并未涉及刘整入元以后的事迹。陈世松《蒙古定蜀史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李天鸣《宋元战史》(台湾食货出版社1988年)、胡昭曦主编《宋(蒙)元关系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陈世松等《宋元战争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等几部著作在部分章节中提到了刘整事迹,但均系通论性著作,未能针对细节展开。王茂华、刘冬青《虞集刘垓神道碑考析》(《河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一文对刘整之子刘垓神道碑进行了介绍和考证。

  [⑧]《元史·刘整传》未载赵方其人,只说刘整“隶荆湖制置使孟珙麾下”(第3785页)。

  [⑨]《蒙兀儿史记》卷82《刘整传》,《元史二种》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38页。

  [⑩]有关这条不见于《元史》却为《蒙兀儿史记》、《新元史》所载的逸事的考证,详见衣川强《刘整的叛乱》一文,作者认为这条记载可能源于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卷十四《题昔剌使宋图后》的记述,其文谈到刘整原本是赵方麾下的一名小校,后来得到赵方的提拔。不过,如果将赵方换成李曾伯,史实上的矛盾就可以得到解决,如果换成孟珙,虽无史料依据,但也是有可能的。

  [11][明]宋濂等撰《元史》卷8《世组纪》,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第150页。

  [12]《蒙兀儿史记》卷82《刘整传》,第539页。按,两书所载时间不同,《元史》载为“六月”,《蒙兀儿史记》载为“四月”,未知孰是,待考。

  [13]根据《元史•世祖纪》、《平宋录》、《宋季三朝政要》、《通鉴续编》等文献记载,其病卒时间有“二月丁未(初六)”、“正月戊申(初六)”、“正月癸酉(初一)”和“正月己卯(初七)”四中说法,笔者《刘整病卒时间及原因探讨》文通过考证排除《平宋录》“二月丁未(初六)”的说法,认为其病卒时间在正月,但具体是正月哪一天,仍待进一步探讨。

  [16]碑文的引用源自[清]吴荣光《辛丑消夏记》卷3《元虞文靖书刘垓神道碑墨迹卷》(清道光刻本),同时结合王茂华等考析文章中所整理内容,以下同。

  [17][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30《跋元刘元帅碑》,清李彦章校刻本。

  [18]陈波《元史订补二题——兼谈元人碑传的谀墓与曲笔》,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主办,刘迎胜主编《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七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19]那木吉拉《元代汉人蒙古姓名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元代汉人改用蒙古姓名者甚多。其中部分人蒙古姓名,实与他们入仕之途,即政治出路颇有联系。或者可以说,他们的蒙古姓名是当时政治条件、社会环境逼迫所至。”李治安《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元代汉人使用蒙古名字的主观动因,似可分为两类:一是冒充蒙古人,意在混入怯薛或便于谋求达鲁花赤等非汉人官缺。”

  [20]王茂华《南宋降将与宋蒙(元)战争进程》,《赤峰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21]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35-536页。

  [23]陈世松《蒙古定蜀史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81-82页。

  [24]陈世松对刘整的评价:“刘整在敦促忽必烈作出调整战略重点,先攻襄阳的决断和部属上,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刘整了解襄阳守军的内情,他把‘先攻襄阳’的方略具体化,使之成为易于施行的战斗方案。与以前提出过同类主张的李桢、郝经、杜瑛、郭侃等谋士不同,刘整是南宋的西边骁将,他不仅了解南宋高级将领的个性特点;而且他还以其早年在京湖制置司下担任过军校的经历,熟知襄樊水域及防务的情形。所有这些条件,都使刘整能够提出比上述谋士更能具有说服力的攻宋方略,以及更加可行的方案。……此外,刘整本人还有一个特长:‘善于教练水军’。”《蒙古定蜀史稿》,第132-133页。

  [25]胡昭曦主编《宋(蒙)元关系史》:“襄樊之战是宋蒙之间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大战,是宋蒙战争的转折点。”(第327页)

  [26][元]王恽《秋涧集》卷四十八《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史公家传》,四部丛刊影印本。

  [27]只有刘整才提出了非常具体的灭宋步骤,《国朝名臣事略》卷二《楚国武定公》夹注“刘武敏公碑”云:“始上书策宋必平,时庭臣哗然异之,以为虚国病民,未见收其成功可岁月计者,不谋一喙。而天聪独沃然,曰惟汝予同。”(第36页)

  [29][明]柯维骐《宋史新编》卷189《刘整传》,明嘉靖四十三年杜晴江刻本。

  [30]杨大渊(附杨文安)、刘整(附刘垓)、夏贵、吕文焕(附吕师夔)、范文虎、管如德、王积翁(附王都中)、朱焕(附霄)、陈奕(附陈岩)、蒲寿庚、马成龙、周全。

  [32]刘迎胜《元代主流文化南北界限的消失——以耶律楚材、陈时可与东坡铁杖为题》,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办,刘迎胜主编《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七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注:本文原刊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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