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视野中《汉书》文本的形成

作者: 人文  发布:2018-12-31

  《汉书》文本逐步形成的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正处于汉帝国从政权崩溃到重建秩序的历史阶段,《汉书》本质上是东汉明、章之世帝国精英参与创造的时代共识,可以视为知识与权力合谋的产物。考察东汉前期政治状况、学术环境对《汉书》编撰及其内容的影响,可以让我们细致领会东汉王朝重建秩序、建立共识的良苦用心,也有助于深刻认识《史》《汉》之际中国史学的巨大变迁,以及此后近两千年中国历史编撰的走向。一、经传汉事:《汉书》文本的形成如果从西汉成帝时冯商续《太史公书》算起,到东汉和帝时班昭等完成整部《汉书》的编撰,整个《汉书》的编撰史绵延一百多年,许多重要的学者如刘向、刘歆、扬雄、班彪、班固、班昭都参与其中,成为汉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

  ①[英]乔治·奥威尔著、董乐山译《一九八四》,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②萧统《文选》卷一《西都赋》,台北艺文印书馆1983年影印清胡克家刻本,第26页下。

  ③范晔《后汉书》卷四○上《班固传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册,第1334页。

  ④《后汉书》卷四○上《班固传上》云:“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第5册,第1334页)《后汉纪》亦载“至建初中其书乃成”(袁宏著,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82页),现代学者陈汉章《缀学堂初稿》卷二《马班作史年岁考》考证其事在章帝建初七年,可从。

  ⑤关于章帝建初七年班固所上《汉书》面貌之推测,笔者拟另撰专文,兹不赘述。

  ⑥刘知幾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册,第339页。

  ⑦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一“班固作史年岁”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页。

  ⑧扶风安陵班氏与平陵窦氏关系密切、渊源已久。东汉初年,班固的父亲班彪避难河西,依附于窦宪的曾祖窦融,为其出谋划策。班固的弟弟班超则在永平十六年(73)为假司马,随窦固出征匈奴,后立功西域。和帝永元元年(89),车骑将军窦宪北伐匈奴,则以班固为中护军,与参议。

  ⑨扶风茂陵马氏的发达,始于东汉初年的马援。马援本来是隗嚣的部下,隗嚣派他到洛阳与光武帝接洽,马援一见光武便倾心相推,奠定了马氏家族与东汉皇室的信任关系。之后,马援之女为明帝皇后,马援之子马防为车骑将军,马廖为卫尉,马光为执金吾。与此同时,茂陵马氏也完成了由军功勋贵、外戚豪族向文化世家的转化。

  ⑩《后汉书》卷二四《马援附兄子马严传》载马严受明帝之诏,“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杂定《建武注记》”(第3册,第859页)。

  (11)《三国志》卷五七《吴书·虞翻传》裴注引《翻别传》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闻六经之始,莫大阴阳。是以伏羲仰天悬象,而建八卦。观变动六爻为六十四,以通神明,以类万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缵述其业。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于凤,最有旧书,世传其业,至臣五世。前人通讲,多玩章句,虽有秘说,于经疏阔。臣生遇世乱,长于军旅,习经于桴鼓之间,讲论于戎马之上。蒙先师之说,依经立注。’”(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册,第1322页)

  (13)参见张剑《清代杨沂孙家族研究》第六章“从《桂岩吟馆存稿》到《兰馨堂诗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页。

  (14)寻其究竟,以孔子为代表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的儒家伦理,当是其思想根源之一。

  (15)袁宏《后汉纪》卷二二《孝桓帝纪下》“袁宏曰”,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33页。

  (16)《后汉书》卷一○上《明德马皇后纪》:“明德马皇后讳某,伏波将军援之小女也。……显宗即位,以后为贵人。……永平三年春……遂立为皇后。……及帝崩,肃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自撰《显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参医药事。帝请曰:‘黄门舅旦夕供养且一年,既无褒异,又不录勤劳,无乃过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后世闻先帝数亲后宫之家,故不著也。’”

  (17)此外,关于汉武帝的功过是非,也是章帝时期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孔僖、崔骃的例子就很典型,《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孔僖传》载:鲁国孔僖、涿郡崔骃同游太学,相与论“孝武皇帝,始为天子,崇信圣道,五六年间,号胜文、景,及后恣己,忘其前善”。邻房生梁郁上书,告“骃、僖诽谤先帝,刺讥当世”,事下有司,骃诣吏受讯(第9册,第2560页)。《资治通鉴》卷四六系此事于章帝元和元年(84)。

  (18)更为形象的刻画见于班固《东都赋》。《文选》卷一《东都赋》:“往者王莽作逆,汉祚中缺。天人致诛,六合相灭。于时之乱,生人几亡,鬼神泯绝,壑无完柩,郛罔遗室。原野厌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项之灾犹不克半,书契以来未之或纪。故下人号而上诉,上帝怀而降监,乃致命乎圣皇。于是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赫然发愤,应若兴云。”(第30页下)

  (20)《汉书》卷一○○上《叙传上》载班固《答宾戏》云:“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涵之如海,养之如春。”(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册,第4228页)

  (21)现代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将近代以前中国社会的演进大致分为三个历史阶段:部落时代、封建时代、郡县时代(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九章《国体》,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10页)。

  (22)作为周代文明结晶的《六经》特别是《诗经》中的雅、颂部分,充溢着对周德和王道的向往之情,是周代官方意识形态的成功塑造。如《周颂·昊天有成命》,传达的是周王的谦卑、恭谨和对天命的敬畏,却以艺术化的手法呈现出来,十分高明。《国语·周语》的解释很能反映诗心之所在:“《昊天有成命》,颂之盛德也。其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称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让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让,而敬百姓。其中也,恭俭信宽,帅归于宁。其终也,广厚其心,以固和之。始于德让,中于信宽,终于固和,故曰成。”又如《小雅·鹿鸣》,也是一篇修辞技巧高明的作品,它把对王道的想象包裹得非常温暖,一下子拉近了人的情感,去毫无戒备地接受诗歌关于周之盛德的布道。

  (23)司马迁《史记》卷五八《梁孝王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册,第2091页。

  (24)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二章“以礼为治”和“以德化民”——汉儒的两种政治学说,第三节“董仲舒的王道、天道理论及汉儒的两种德教说”(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1页)。

  (25)《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史书而近于子书(李纪祥《太史公书由“子”入“史”考》,《文史哲》2008年第2期)。而《汉书》与《史记》有很大不同,它与经书、经学的关系更为紧密。

  (26)《汉书》卷二一下《律历志下》载刘歆《世经》云:“武王《书经·牧誓》,武王伐商纣。水生木,故为木德。天下号曰周室。……汉高祖皇帝,著《纪》,伐秦继周。木生火,故为火德。天下号曰汉。”(第4册,第1015、1023页)

  (27)《文史通义》卷七《外篇一》“史篇别录例议”:“班氏《古今人表》,人皆诟之,其实不可厚非。此非班氏所能自为,疑出汉世《春秋》经师相为授受,意亦刘向《世本》之属也,班氏多传刘学,故裁取以入史耳。……古人为《春秋》之学者,必有名字之书,《人表》殆其遗也。”

  (28)只有一处例外,《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莽受太傅安汉公号,让还益封畴爵邑事,云愿须百姓家给,然后加赏。群公复争,太后诏曰:‘公自期百姓家给,是以听之。其令公奉、舍人赏赐皆倍故。百姓家给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闻。’莽复让不受,而建言宜立诸侯王后及高祖以来功臣子孙,大者封侯,或赐爵关内侯食邑,然后及诸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庙,增加礼乐;下惠士民鳏寡,恩泽之政无所不施。语在《平纪》。”(第12册,第4048页)这里出现的“语在《平纪》”,是《汉书》中唯一一处。

  (29)这里“人本史学”一词主要强调司马迁关注的重点在人,关注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和价值,而不是以权力、权威为导向。“王朝史学”指班固编撰《汉书》的出发点主要在维护专制皇权、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

  (30)“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修订前言”云:“《史记》采用的是一种综合性的叙事模式,囊括了记言、记事、编年、国别等形式,编年与纪传兼而有之。《史记》纵贯两千余年,历经五帝、三代、春秋、战国、秦汉,政权更迭,社会形态极为复杂,采用综合性的叙事模式,与其所承载的历史内容有关。就内容而言,《史记》是对前代史学的一次总结;就体例而论,《史记》也是集大成之作。”(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册,第6页)

  (3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32)“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附录二,第10册,第4019页。实际上司马贞所言不妥,其所举“郑之子产”的事迹和传记,已见于《史记》卷一一九《循吏列传》。

  (34)班固在《典引序》中既讲到自己“刻诵圣论”,又讲到《汉书》“动有规矩”(《文选》卷四八,第6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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